摘自《王宽诚先生纪念特刊》 王宽诚先生（1907-1986）出生于宁波。少年时家贫，没读过多少书。十五岁，遵父命进宁波永丰猪行为练习生。王宽诚先生天性勤奋，人缘甚好。十八岁任练习生期满，辞职往江厦街源吉钱庄担任放贷工作。在这时，他开始接触金融业务，了解金钱之营运方式，对他日后事业影响甚深。由于王宽诚先生人品正直，作风踏实，在钱庄工作七年，已充分显出优良的潜质，为人赏识。 兴利除弊在太丰 初露头角见两翁 廿五岁，王宽诚先生应聘为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，独当一面，发挥所长。照那时的行规，采购部主任可以收取丰厚的佣金。他看到这种弊端，“吃人东西嘴软，拿人东西手短”。他觉得他的采购部不能受佣金左右，授人以柄，让供应商牵着鼻子走。他向老板说明，佣金一律照收不误，否则会使供应商感到不正常。但收取的佣金，全数归工厂入账，不归他个人。购置物料，以价廉物美的原则作取舍，完全不为佣金的多寡而左右。这条措施一实行，不但省略了许多纠缠不清的麻烦事，采购部里的职工也有精力去验收选购优质原料。而且在佣金收入项中，也积储了十分可观的数字。对此，老板非常赞赏王宽诚先生的才干，很高兴地对王宽诚先生说：“单从进货降低成本以及佣金收入两项，你已为工厂增加了可观的额外利润，即使立刻给你成倍的增加工资也不算过分。”老板的盛情，王宽诚先生甚表谢意。不过，当时王宽诚先生主要考虑的是，这一工作使他有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经商知识，这些知识比给他多几倍薪水有用得多。因王宽诚先生之兴利除弊，太丰营业蒸蒸日上。由此而取得胡、陈两大富商的信赖，1935年，与他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。当时王宽诚先生二十八岁。 运用广告生意旺 披荆斩棘向前闯 王宽诚先生经商有道，头脑精明。当时一般人还不大熟悉广告的好处，他已能充分利用。 “维大”开业那天，王宽诚先生出高价在宁波的《时事公报》上刊登广告：“顾客至上，信誉第一，‘维大’最讲信用，劣质面粉不卖……”，连登七天。他的几个亲戚为登广告坐立不安，说：“七天生意赚来的钱还不够登广告，别登了！”王宽诚先生笑笑说：“还要登八天，连登半个月，让全宁波人知道‘维大’，生意就好做了。”他的话应验了。连续半个月广告，店门前果然挤满了人，排起一字长蛇阵来买“维大”的面粉和麸皮。王宽诚先生认人唯贤，赏罚有度，职工乐为其用。不出二年，维大鼎记号在市区及余姚、镇海、慈溪各设有分号共六家，执当时宁波地区面粉业的牛耳。王宽诚先生在宁波打开了局面，目光即转向上海。这是他事业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走出家乡，面对更大的市场。 1937年3月，在上海泗泾路30号挂出了“维大华行”的牌号，后来为适应当时环境而改名为“维大洋行”。所经营的货物除面粉外，还有罐头食品、呢绒、木材等，另外也经销美国炮台牌面粉，开拓外贸业务。其后又投资五洲银行、新汇银行，设立永兴地产公司、祥泰轮船公司，还与实业巨子李康年合作创办中国钟厂，出产“三五牌”台钟，与日货对抗，蜚声一时。在上海干得有声有色，可惜日军铁蹄掩至，1941年王宽诚先生调集百余万资产，退入大后方重庆。当时做生意困难，他稳守以待时。 1945年，抗日战争结束，王宽诚先生自重庆飞返上海，重整“维大洋行”业务。经营各类进出口商品，规模更大。但就进口木材一项，获利甚丰。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，获利甚丰。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、面粉、肥田粉的贸易。随着业务的不断兴盛，外商洋行对“维大”刮目相看。 1946年7月，国共谈判破裂，王宽诚先生预感到在国内经商前途渺茫，决定另辟蹊径。经过一年的筹划，在1947年7月踏上另一征途??香港。这在他的事业上是另一次重大的突破。 大胆果断购港币 跃增财力非轻易 日本侵占香港时期，汇丰银行继续发行钞票，保持原有的业务和账目。按一般商业银行经营原则，只要日本在撤离香港时汇丰账目清楚移交，已印出的港币不应作废。这是王宽诚先生当时的分析和想法。日本投降后，市面上却谣传，国民政府有可能收回香港，而日本接管后印制港币的汇丰银行等也需移交。绝大多数人都认为，日本撤出香港后，香港地位将变动，港币势必作废。随着谣言的四起，市面上大量抛售港币，唯恐弃之不及，港币币值直线下降。像台风一样席卷香港商界、金融界。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，王宽诚先生到一家私人图书馆借阅报纸，把日本人刚占领香港时的报纸翻出来，仔仔细细的查阅了日本接管汇丰银行时的声明和有关报道，以及当时香港新港币的兑率、上市公司指数。通过多项数据的对照分析，王宽诚先生看不出新港币作废的理由。他又征询了若干银行家的意见，获得了进一步的肯定，证明自己的判断时对的，新港币不可能作废。他随即决定大量购入港币。事后证明王宽诚先生的判断完全正确，英国政府果真宣布承认新港币不作废。港币的买入加上他前些时候兑英镑的看好，曾大手购